文丨肖千平
编辑丨彭孝秋
教授、投资人，同时也是创业者。过去八年间，数重角色在陈冠华身上叠加。
见到陈冠华是在深圳某高校研究生院。戴黑框眼镜、穿蓝色冲锋衣的陈冠华在校园书吧演讲，台下学生满座，迅速且规整地记下提及的原理和公式。——即便这可能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这场讲座的初衷。
推论来自陈冠华的复杂身份：1986年，陈冠华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通过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李政道项目），以并列第一名的成绩前往加州理工学院，199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香港回归前一年，陈冠华加入港大化学系，正式开启教职生涯。
新的故事线自2016年延展。彼时陈冠华和港科大教授李泽湘、红杉中国沈南鹏一拍即合，联合各方力量，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旗下设香港X科技基金。自此，陈冠华以投资人身份，考察并出手多个硬科技早期项目。
最近三年，陈冠华新的重心，是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2019年起，香港政府出资百亿港元，成立Inno 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意在发展香港科研及推动成果转化，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是旗下研发主力之一。三年时间过去，陈冠华与学生陈曙光共同创立的实验室孵化项目「MattVerse」，已经来到商业化前夜。
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联合发起人、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心主任陈冠华
讲座结束后，我们和陈冠华聊了聊，关于待了近28年的香港，关于他的投资决策，当然还有新创业项目的实战心得。
对于香港，陈冠华始终热切。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成立前，他已经看到在港年轻人的迷茫，“（当时）很多理工科硕博毕业生没有很好的行业相关就业机会，很多人选择去卖保险。”八年后，香港应届毕业生从事本专业科研，平均起薪已经接近原先的三倍。这种新变化，离不开香港本地科创生态的崛起。
作为投资人，他显得更加谨慎。更高的技术含量、更硬核的创业项目，以及必然面临的市场考验，让陈冠华更多考虑团队学术背景和产业经验的结合。毕竟，“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正在推进的创业项目，他同样还在摸索。面对行业多年梦想，陈冠华正尝试在实践中完成对研发顺序的纠偏，“应该从产业调查出发，找到痛点，再来找技术的解决方案”。
以多重身份在场，陈冠华既置身事内，又保留局外人的清醒。对于硬科技创投不同环节的参与者，这或许都是值得一读的经验。
以下为对话（经编辑）：
为什么是香港
36氪：能感受到您和李泽湘教授尤其注重香港这片土壤的科创成果转化，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是香港？
陈冠华：和李泽湘、沈南鹏以及22位香港超级教授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主要是因为香港当时的经济太单一，年轻人没出路。
36氪：为什么感觉年轻人没出路？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背景？
陈冠华：你看当时年轻人出来，起薪低且选择少，很多人毕业后选择去卖保险。
那会本科毕业生的薪水大概1万港元出头，就算做到博士、博士后毕业，也不到2万港币。很惨淡。
当然也有起薪高的金融界，比如投行，但机会太少了。实际上我们培养的理工科人才，是非常多的。
所以已经出现大问题了，我们觉得要做点事情。
36氪：于是用商业的方式，成立了HKX基金？
陈冠华：我们一开始想做的完全是从公益出发。但是一起探讨后，尤其结合李泽湘教授推动大疆创办的经验，他说一定要有市场的因素。
如果完全公益性质，持久性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有市场的原始推动力。所以我们后来成立了HKX基金，完全是私人的，没向政府要钱，投资人自己出资，完全按市场的规律来做。
另一方面，我们判断这是能做成的。
当时香港的大学已经培养了不少人才，成果也已经积累了20年。现在大家都说香港几个大学不错，世界上有了一些声望。但是七八年前大家没有意识到。只有我们大学教授觉得自己做得还可以，学生培养出来也不错，大疆就是一个先例，肯定有机会。
36氪：纯公益实践和用市场化力量推动，两个选择摆在面前时，你们是否纠结过？当时是什么样的过程？
陈冠华：的确有人觉得掺入了市场就不愿意参与了，因为很多最初想参与的一些教授，希望是纯公益性质的。
现在我们是一个复合的模式，平台包括Foundation X、研究院和VC三块。Foundation X主办各种活动，研究院免费给初创团队提供场地，教授作为创业导师提供指导，我们花时间管理，以上都是公益的。VC面向从种子轮到A轮。
36氪：当时三位创始人在两种选择上有过讨论甚至分歧吗？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陈冠华：我是同意李教授思路的，我们三个人是完全一致的，最终成立也是我们三个人主导。第一次见沈南鹏时，他就觉得这是十分好的事情，虽然他还是会有点疑惑，对在香港究竟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没有100%的信心；第二次再见面时，他已经做了不少调研，所以信心就更足了，于是我们就马上开始推进。
36氪：现在七年过去，回过头看，您如何评价香港现在的整体创科氛围，以及对理工科人才的利用程度？
陈冠华：从工资来看，七年前，港大毕业生平均薪资大概是一万左右；现在我们做调研，平均薪资已超过三万。
36氪：直接接近之前的三倍，怎么理解这种增长的原因？
陈冠华：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创科起来了。
一方面，初创企业有了巨大的需求，反而现在是招人很难。另一方面，政府也相应有计划支持，像现在博士后工资大大提高，在世界排名前100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香港找研发工作，工资从原来两万不到，提高到现在的四万五。
当然，用人工资提高，对于初创企业或者对于教授、实验室，都意味着需要更多资源来支持。但这都是好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才留住，把人才吸引过来。人才往美国跑，也是待遇和环境主导的。
现在的对比很明显，我们理工科十分缺人才。技术过硬的人才，是到处都在抢的。
36氪：您当时从复旦毕业后去了美国，为什么后来选择回到香港？
陈冠华：我在美国差不多十年，要学的东西也基本掌握了。正好那时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在大学教育上有重大转变，包括港科大成立，港大、港中文在科大的压力下要加强做研究，城大、浸会从专科变成大学，都需要大量人才。当时大量招人，所以有机会我就过来了。
其实我认为香港回归后有两件大事情，一是从亚洲的金融中心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另一个就是香港的大学，以前在世界上存在感不高、到现在有5所大学在世界排名前100，这两点都为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6氪：香港经历过的很多情形，内地现今似乎也需要面对，比如年轻人的学历和薪资水平的问题。从您的角度看，是否有一些建议，或者可以参考借鉴的经验？
陈冠华：我的想法是一定要产业升级，创造足够的利润。
内卷之下的大规模但低利润，实际是应该避免的恶性竞争。要不然大家都活得很难，没有足够的利润，给不起员工足够的福利薪资，又容易造成人才的流失。
两种思维，一件难事
36氪：回到您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孵化、培养科学家团队去创业，完成商业化，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陈冠华：相当困难，特别是教授创业。所以其实很多智能终端企业像大疆，不是靠教授，是靠年轻人，李泽湘教授孵化了很多大学生创业的项目。
但是像新能源、芯片这些科技含量特别高的项目，其实还是需要科研人员。所以我们有一个X-club计划，专门为这些教授、博士等服务。
36氪：这些困难具体会是什么？
陈冠华：主要是教授在学校，离市场远。他们是拿着技术去找应用，这个思维就有问题。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
其实最好是科学家做首席科学家，产业里的人来做CEO，科学家或教授要理解这一点。
36氪：目前投过的团队有这样的实践吗？由产业人士做CEO，科学家专门做CTO。
陈冠华：我们常常在投资的时候就说清楚，有这样的团队重点考虑投，没有就需要配置。
36氪：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投资与否的条件。
陈冠华：对我们来说是的。
36氪：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科学家创业失败或者没那么成功的案例，站在您的角度，会看到什么样的原因？
陈冠华：创业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在做教授的同时，又怕别人参与。首先在时间上是配合不过来的，并且又要完成企业家角色的转型。
36氪：当然也确实有转型成功的。
陈冠华：是的，其实香港中文大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商汤、思谋。
再比如，一些原先从产业界出来的科学家，在香港做教授，产业链也更加丰富、完整，相对外面的团队有了竞争优势。
36氪：等于有两股很重要的力量，一个是教授、科学家创业，另一个是年轻学生的创业团队，咱们对后者的接触了解多吗？年轻人出来创业，相应又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陈冠华：在我们（HKX基金）看的领域，大部分还是以学生为主。我们现在投出的独角兽和准独角兽说实话还是年轻人创业为主。
教授创业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丰富的资源，尤其成功的教授在产业内也有人脉，这样教授其实也可以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年轻人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资源。当然，也没有思想包袱的限制。
所以孵化体系很重要，可以帮他们搭建资源、供应链等等，像李教授的体系，现在已经有了中试的场地。
内部孵化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这是很重要的，甚至重要性大于具体课题、指令方向。
36氪：我们接触过一些孵化体系内的团队，可能在某个方向做了一段时间，但某天转变思路，做新的产品，尝试新的方向。
陈冠华：在体系里有很好的一点，就像读一个PhD，给你很长的的时间去进修，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去试错。 一开始不一定能找准方向，做了一段时间去市场一看不对，就改方向改路径，甚至改产品。
给聪明人几年功夫，可能就做对了；给一个宽松的、让人试错的环境，再给一些资源。老师不可能每天给学生教技术，路都是自己选的，然后让他们处在能试错的环境中。
当然，一定要考虑清楚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36氪：做前沿科技投资的时候，我们会看重被投团队的什么特质？
陈冠华：做硬科技，最好是在不错的学校里训练过，尤其是做To B。
ToB和ToC的创业还是有一些差异，ToC可能更多是各种技术的组合、是应用，可能不涉及到发展底层技术。所以年轻人、大学毕业生就可以了。
但ToB方向创业，常常是在底层技术、基础上有突破，所以更需要深入的学术训练和产业历练。同时，To B的创业历程一般很长，也意味着对创业者耐力的考验。
36氪：无论是To B或To C，都要面向市场、面临商业模式的选择。在您现在着重投入的新能源领域，被投项目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是否有一些经验或思考？
陈冠华：目前我们新能源投资的系统还在探索，没有完全成熟，每一个case也不太相同。
我们早期可以提供资金、对接这些外部资源，但具体到技术的商业落地，因为行业发展太快，还不能说有丰富的经验。
现在的被投项目，有的需要落地，有的技术还要进一步打磨。可能最开始认为应该以技术驱动为主，最后发觉要以拿单为主，否则会被淘汰，这时候技术反而会放在后面。
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当学者躬身入局
36氪：通过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您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代表项目MattVerse目前进展如何？
陈冠华：这其实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梦想，也就是从量子计算出发，在电脑上寻找新的材料，设计新的器件，这是我们的一直以来的信念。既然所有的东西都在量子物理方程里了，把它解出来，不就解决问题、找到新材料了吗？这是行业几十年来的梦想。
我一直认为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尤其对于新材料，但一定要解决一些问题，包括求解速度和精度。目前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精度问题。我们也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现在MatteVerse的BDA基本上已经完成，也拿到了订单。和潜在客户接触时大家非常感兴趣。行业也期待有新的技术、更好的方案，帮助尽快找到更好的材料。
36氪：在现有的行业竞争中，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优势在哪里？
陈冠华：我觉得我们更贴近产业。
我一直做投资，所以更知道做start up，一定要解决产业的痛点。所以我们面向的所有问题都是产业界提出的问题。
其他一些团队，可能做了几十年了，还是一个小公司，没做大。原因是他们是从学校、从技术出发，去找适用场景。但其实顺序错了，应该反过来，从产业调查出发，找到痛点，再来找技术的解决方案。
投射到技术上，比如像刚才提到我们对精度更重视，我和我的导师在这个领域工作几十年，几十年来就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认知上是有优势的。
36氪：为什么要在新的Inno HK体系下去做这件事？
陈：基金之前在新能源领域投资做得不错，但孵化的项目更多集中在智能终端，还没有一套成系统的体系去孵化新能源项目，现在香港量子实验室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在香港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更细分、精准地孵化。
36氪：听下来，香港的环境对教授创业比较友好 ？
陈冠华：是蛮宽松的，非常宽松。
HKX基金也有一些推动作用。我们做HKX基金前，即便大家已经察觉到一些问题，比如年轻人薪资、香港经济单一，但是很少人做科创，因为觉得成功概率不大。
36氪：有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比如升学深造反而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创业兴趣或创新想法。您作为教育工作者，同时也参与青年科创，您如何考量教育体系和科创环境的平衡？
陈冠华：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学术训练和创业确实是两个思维体系。可能深造四五年下来，脑子已经不适合创业了，没有了很多创意。但是一些特别硬核、尖端的领域，又确实需要这种学术训练。
所以我们教授们现在也在讨论，对有些希望走创业这条路的学生，训练的过程是不是要不同？比如训练的过程没有必要拉得很长，当然学术训练的体系肯定要有。确实传统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体系和创业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也有毕业的博士生最后创业成功了，比如正浩。他们一般博士毕业后在产业界做，去浸泡、体验，知道产业有什么，再把技术和产业结合起来，我们也愿意投他。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这样一些背景的。
36氪：这几年我们会观察到一些现象，包括创业门槛提高、创业的方向和机会减少。我们似乎已经走过了一个黄金时代，迷茫的人开始变多。新的一年，对体系内外的创业者，是否有一些建议或判断可以分享？
陈冠华：我觉得方向和结局是拥抱硬科技，包括新的产品、新的工作。如果我是正确的话，这应该是一次新的革命，中国在其中有巨大的机会。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在新能源领域的一些发明制造，以及李教授体系内孵化的一些智能终端产品，中国一旦做出来，欧美也没有机会。这些产品出现的同时也能带动底层技术的更新。
我现在看好几个领域，包括AI、机器人和新能源。这三个领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支持，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与增长空间。我们应该好好把握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时代机遇，尊重市场，推动技术革新，才有机会在中美竞赛中实现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