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潮，外贸企业能赶上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宇
发于2023.4.10总第10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2年1~12月，广东省服装出口量位列全国第二，但出口下降8.6%。严峻的出口形势下，无论是向大卖家供货，还是亲自下场做批发或零售，理论上，在成本和销售两端同时承压的外贸服装制造商，会将愈加火热的跨境电商视为“救命稻草”，蜂拥而上。
然而，《中国新闻周刊》近日采访发现，在拥有世界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广东省，中大型外贸服装制造商对火热的跨境电商态度冷淡。
“我们不做跨境电商。”“跨境电商的业务我们还在探索和学习，没太多经验。”“企业也想对跨境电商加大投入，但婚纱礼服品类上没有做得成熟的平台。”“对整个产业是好事，对我们企业没有太大帮助。”……面对跨境电商，外贸企业的心态，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微妙。
市场期待跨境电商消化服装产业的过剩产能，然而，从制造转向贸易，“隔行如隔山”。此外，当服装跨境电商要求的“小单快反”碰上习惯了“耐心换大单”的制造商，正如汹涌的暖气团碰上强劲的冷气团。
外贸承压背景下，进出口规模5年增长近10倍，中国跨境电商被寄予了极高的期待。“你会发现大家都谈跨境电商是个趋势，但都不谈跨境电商对自己有什么贡献，因为最难迎接跨境电商的企业，正是中大型企业。”珠海威丝曼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谢海龙总结。
中大型厂商与跨境电商冷热相持之间，“及时雨”下给了被行业称为“蚂蚁军团”的小微企业。成本和销售重压下，来自巨头SHEIN的“难做”订单，反而提供了最短的账期和最稳定的现金流，成了它们的求生希望。
供应链一端，从业者不愿夸大跨境电商在中国服装外贸转型升级中的角色和分量。在他们看来，借由新渠道开拓的市场空间，可以为中国产业链条中的部分主体赢取更多时间和资本，但只有当它们被进一步投入到技术进步和创新中，才能换来更高的附加值和更有分量的产业链分工，转型升级也才能真正成立。
否则新渠道就只是渠道，海外市场电商增长红利退潮，便再无想象空间。
更高的利润，有但不多
在瑜伽服内销批发领域已经做到行业第一，赖国荣决定提前开拓海外市场。他的浙江爱度服饰有限公司已将年营收做到数亿规模，“在一个人口14亿的市场，女性不到7个亿，再限缩到瑜伽服的消费人群，也就是几千万，天花板太低了。”
跨境电商本不是赖国荣的必选渠道。但时值疫情，品牌方和经销商都进不来，自己出不去，线上出海才成了赖国荣的唯一选择。
2020年11月，习惯了做B端生意的赖国荣在阿里国际站开店。“线上有两类客户，一类是刚进入行业的创业者，急需供应商，另一类是需要更换过去供应商的贸易经销商。”
不到半年，原本堆满货物的仓库有了大片空地，仅是2021年1月到3月，就卖出了三四百万的货。除了转到线上下单的老客户，还有了十几个新客户，位置遍布欧洲、北美、日本、中东。
耕耘行业十年，赖国荣清楚，在直面海外市场以前，已经有60%的爱度产品，通过各类经销商销往海外。瑜伽服在中国的消费群体，主要是75后到80后的女性，理论上，这个群体有经济能力和足够的闲暇，但只有少部分人养成了用瑜伽改善生活品质的习惯。相比之下，海外瑜伽消费的成熟市场已经发展了几十年。
瑜伽服品类与时装不同，国内与海外市场产品形态差别不大，无须特别针对海外市场做开发。打掉中间商，又不需要额外的开发成本，通过跨境电商出海，意味着比内销更高的利润空间。赖国荣发现，一些熟悉国内供应链电商平台的海外华人客户，因知晓跨境电商的溢价空间更大，会特意到国内的供应链电商平台下单，节省差价。
不掌握任何外语，但这不妨碍爱度借助面向“洋老板”的跨境直播展示自身。赖国荣请了最好的翻译，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工厂、车间通过直播展示给潜在客户。赖国荣知道，作为行业头部厂商，爱度的研发室、展品间、打样车间就是核心竞争力，“国外客户只要愿意跟我们视频，就没有一个不成交的。”
起初，赖国荣把“1000万美元”作为出海目标，贴在公司外贸组的玻璃幕墙上。线上出海两年，跨境电商带来的营收在浙江爱度总营收中的份额，已经从最初的5%提升到10%。如今“小目标”早已实现，赖国荣计划给出海业务6年时间成长，以求海外市场最终占到公司总营收的60%。
作为制造商，浙江爱度能借助跨境电商，顺畅地从内销转向外贸，很大程度上是由瑜伽服这个天然具有海外市场基因、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品类决定的。但切换到时装品类，行业的内在逻辑和格局，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无论是B2B还是B2C，平台都难以说服传统外贸服装制造商直接下注。
小单小客户，缺乏吸引力？
尽管各家跨境B2B平台都在强调其所能吸引的“高净值大客户”，但实际上，线上交易的B端客户仍以小单为主，低至100件的起订量非常普遍。“我们称之为小B客户”，为防止听者误解，赖国荣在说出这个名词前，还要特地解释一番。
这与传统外贸的大单交易颇为不同。多位制造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的B2B外贸有季节性，客户一年只来几次，但每一次都会大量订货。“专做外贸的企业，一个订单下来，只一个款式，就能出上万件。如果单小，即便利润很高，厂家也看不上。”从业近20年的资深服装外贸人叶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B2B版块里有寡头效应，海外品牌采取买手制，他们与供应商的信任关系是通过十数年的合作建立起来的，门槛很高，格局不那么容易被颠覆。”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下称“广东服协”)秘书长陈韶通介绍。事实上，类似广东服协这样的行业协会，也是中大型外贸企业会员获取和维护客户的重要平台。
只要是做B端生意，都需要企业有毅力和耐心，赖国荣转向线上出海后，也时常遇到需要聊大半年才会下单的客户，一下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生意。但线上交易的体量，仍无法与线下相比。
与线上获取小B客户的小订单相比，带来更稳定收入预期、更大利润空间和更充裕生产周期的传统外贸显然是更好做的生意。
如今传统外贸虽受到成本和销售两端的压力，但多名制造商告诉记者，作为行业的头部力量，过往的老客户还在，甚至还能依靠自身能力继续做大规模，没有动力用跨境电商平台接小单。
ToB的跨境电商相对于传统外贸在单量上的劣势，早期并不明显。广东服协跨境电商供应链分会会长胡合斌从2015年开始接触跨境电商。“亚马逊、eBay这些平台，早期从深圳等地开始宣讲，以切入中国市场，这些卖家不做供应链，就四处找货，所以我最早是从国内的供应链平台上跟这些跨境卖家接触、交易的。”
据胡合斌介绍，那时跨境卖家经常下数千件的订单，建立信任后，一两万件的大订单也并不鲜见。“早期体量是特别大的，而且往往是做独立站的客户体量比较大。”胡合斌说。
在胡合斌的记忆里，早期跨境电商的配套并不完善，以支付为例，跨境卖家不像传统外贸客户那样支付定金，或预付一部分货款，制造商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就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胡合斌是少数承担高风险、获得高回报的供应商。
早在2005年，还在读大三的叶志斌就已经开始自建网站，以提升自家在广东的服装批发生意。作为最早“触网”的制造商，叶志斌发现，当中国人不断直接面向海外市场，已经开始影响到贸易商，不管是海外的，还是中国本土的。
叶志斌拥有一个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档口，“以前外国客户的数量非常多，但现在，他们已经能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他们来中国的频次就会降低。而且他们会发现这些平台上的商品，重复度很高，那么他下单的欲望就更低了。”
“几个人做个网站，或者就依靠第三方的平台，就能卖货。当这样的商家数量越来越多，大批发商的份额当然就会减少，依然还会有人找他们订货，但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订单越来越小，时效越来越快，利润越来越低，生意就越做越难受。”叶志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今，之所以愿意从跨境电商的小单做起，赖国荣有更长远的打算。“未来我们一定会做更高端的产品，但过去的经销商恐怕没有能力承接相应的产品和价格，那么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依靠自己，为未来铺路。”赖国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服装产业里，加拿大品牌lululemon已经成为中国从业者的一个“心结”，对深耕瑜伽服赛道的赖国荣更是如此。“lululemon的面料供应商里就有广东的超盈国际，从制造的角度，中国的工厂能做到95%。但剩下那5%，要突破起来，非常花功夫。lululemon开发出来的新品全都是封版的，也就是独家供应，其他制造商不可能直接使用。可能一件瑜伽服，成本价200多元，但lululemon就可以把产品卖到850元，没有这么高溢价的品牌和制造商，也用不起这样的面料。”赖国荣说。
依靠打掉中间商快速获得更高利润，这并非赖国荣的最终目标。一边寻找更有能力为高端产品买单的客户，一边把更高的利润持续投入到技术升级中，赖国荣认为，效仿lululemon，在技术研发上投入，才是中国制造商未来的出路。
转型还是转行？
虽然当时几乎看不到供应链转卖家的成功案例，但更大的利润空间让胡合斌决定下场做卖家，“做销售肯定要比做生产好，直接掌握主动权。”
为跨境电商大卖家供货两年后，为了促成更多交易，胡合斌开始针对海外市场开发产品。当时市场刚刚起步，胡合斌凭借此前的供货经验，再参考搜来的网红图片，就能做出样衣。“不需要你自己设计什么东西，非常简单，都是本土电商或社交媒体上的图片，只要有货就能卖。”胡合斌回忆。
决定面向海外做零售生意后，胡合斌选择在亚马逊和速卖通开店，而非自建独立站。“在亚马逊开店，要在海外仓备货，因为电商节奏快。”当时的流量并不贵，但由于缺少运营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销售不佳，物流和库存成本高企，店铺被压垮，胡合斌很快亏掉一百多万，黯然退场。
“做销售与做生产，思维模式完全不同。销售是从更强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而生产是把确定能挣1%提升到确定能挣5%，让制造商去做B2C，这不切实际。”谢海龙说。
“工厂做跨境电商，几乎没有成功案例。许多跨境电商平台试图招募规模以上的制造商开店，但招来招去，还是只能招到贸易商。”广东省现代移动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文丹枫追踪服装跨境电商多年，不看好也不支持制造商直面消费者。
“这个年代，贸易究竟要怎么做，连贸易商都费劲的事，我不相信新手能干过老油条。”文丹枫认为，产能过剩背景下，制造商直接下场做零售，容易掀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自杀式”价格战。“人家一诱惑，就干别的去了。想转型没错，但一不小心变成转行，就把自己做死了。”文丹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事实上，跨境电商平台规则的频繁变动，本就对商家带来了极大的成本和生存挑战。“我们常说跨境电商行业没有专家，规则变动太快了，平台经常做培训，不是培训什么销售技巧，而是学习平台规则。”在文丹枫看来，平台出于生态控制的考量，规则变动频繁，专家也很难帮助卖家更好地生存，这也是他最终决定将视线从单纯的跨境电商转向整个服装产业的原因。
“平台最核心的资源就是资质，但现在国家倡导内外贸一体化，全民都可以做贸易，都可以做跨境电商，那么平台是否还有过去那么大的价值？”对于风口上的跨境电商究竟价值何在，文丹枫多有质疑：“平台为了更好地招商，热炒跨境电商是新业态，喜欢把它与以前的外贸形式对立起来，其实平台的本质就是服务商。”
在文丹枫看来，由于跨境电商物流、海外仓与退换货成本高企，适合将跨境电商作为渠道的品类，要么是因极低价格而不易产生退换货的低价产品，要么是以潮州晚礼服为代表的，因高定价、高利润而能承受高成本的高端产品，“两个极端更好做，随大流的中间地带更难做。”
然而，实践中，SHEIN、Temu等风靡全球的玩家扛起的是低价大旗，高端产品的线上出海通道逼仄狭窄。
“潮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婚纱礼服名城，在这个品类里具备各方面的优势。现在整体的外贸形势严峻，企业也希望能提升跨境电商这个渠道的占比，但苦于这个偏向高端定制的品类现在还没有一个成熟平台，企业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成功率不高。”潮州市服装行业协会会长卢伟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叶志斌感叹，这一切都跟十几年前不一样了。那时跨境电商门槛低，随便做个网站，B端和C端都有大量订单。在选B还是选C的分岔口上，叶志斌因为自身的条件限制，希望更快、更容易地赚钱，因此抛弃了零售路线。然而现在，再想转向跨境零售，“已经不能有任何短板了。”叶志斌说。
理论上，头部制造商拥有更多资源优势，能承担B2C的试错风险。但受访的大中型制造商纷纷表示，术业有专攻，面对海外市场，很难像合作贸易商那样做深、做精。对此，文丹枫一语道破：“他一年十个亿的规模，你让他直播一晚上去挣那几个钱，他才不愿意。”
“我们本来就是国内电商，转向跨境电商只是顺水推舟。”由平台视为成功案例推介的头部厂商Amii创始人陈庆平表示，公司以国内电商起家，之所以顺畅转向跨境电商，一方面是相比制造商，Amii的品牌卖家属性更强，另一方面，主打现代极简轻知设计的Amii，产品调性本就更加国际化，容易被海外品牌买手注意到。
目前Amii在跨境电商能做到盈亏平衡，但在公司大盘中的占比依然很小，而在跨境平台开店的好处，体现在能获得更多时尚资源。
成本压力下的中国外贸服装制造商，最务实和可行的路径，是借助行业十余万的服装设计人才储备，解决产品的同质化困境。据陈韶通介绍，刚刚闭幕的广东时装周，就是广东纺织服装尝试依靠原创设计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磅活动。
文丹枫看得更远：“说实话，现在一说‘设计’，很多人都还是停留在美观的角度，而忽略了工业设计，工业设计的第一项，就是对新材料的应用。但我们中国的服装设计师，几乎全都是依靠艺术系培养，然而，今天的服装设计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拥有跨界、复合型能力的团队来完成。”
“小单快返”的双刃剑
在受访的多名广东服装制造商看来，SHEIN几乎成了本行业跨境电商的代名词。
单日上新3000款，媒体披露其2022年收入达227亿美元。据海关统计，2022年全年，中国服装累计出口1754.3亿美元。“就以2.5倍加价反推，SHEIN就实现了90亿美元的出口，占比5%，这部分渠道与传统外贸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位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陈韶通介绍，广东的纺织服装出口在全国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将近80%的产能都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毗邻香港，珠三角的纺织服装产业起步早，根基深厚，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品牌出口，长长的产业链条上，每个细分环节都有完整配套。
文丹枫则告诉记者，改革开放早期，以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外企在珠三角地区开出许多拥有数万工人的工厂，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当部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国家以后，企业中层管理者不愿背井离乡，就成了许多中国鞋服品牌的中坚力量。
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千年商都”广州独有的全球最大面辅料市场中大商圈。“市场周围，能查到的就有近5万家工厂。但实际的数字远远不止，有许多小作坊，根本无法统计。”文丹枫说。
在陈韶通和文丹枫看来，SHEIN之所以能靠“多、快、省”横空出世，其基础正是以广州为核心的服装产业集群。
“每个环节都要抓紧，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叶志斌就有专为SHEIN供货的工厂。同样是SHEIN供应商，胡合斌介绍，工厂按季度接受SHEIN考核，想要赚到钱，必须要把数据做好，不论是销售数据还是退换货率，方方面面都会覆盖到。
“对于投资，SHEIN没有硬性要求，但你要做好数据，就必须这么干，追加投资，追加人手。跟SHEIN做，就得是百分之百的心态与精力。”胡合斌说。
在胡合斌看来，传统外贸的客户体量完全无法与SHEIN这样的跨境电商巨头同日而语。“过去，传统外贸的客户，在海外也是做批发，1000万的订单，得分给好几个工厂做。而大的跨境电商，很早就做到几十亿元的收入规模。”
但低廉的定价，“小单快反”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意味着极为微薄的利润，“节奏感极强”。“对工厂来说是双刃剑，逼得你很辛苦，又让你获得利益。最重要的是，结款很快，资金周转率能做到极致。”胡合斌总结。
SHEIN公开招募供应商的公告显示，合作工厂面积通常需要达到1500平方米，车缝位置也需要满足一定数量，人员配备也要齐全。但多位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通常这类符合条件的工厂能成为SHEIN的中心工厂，但并不意味着衣服是由这些工厂生产。
“SHEIN选择广州，是因为这里有不计其数的‘蚂蚁军团’。现在想找200人左右的工厂比较难，但是20人的工厂多如牛毛。这类工厂有三敢：第一，不管白天黑夜都敢做；第二，不管暴利微利都能干；第三，不管1件还是1000件都敢接。刚好符合快时尚的要求。SHEIN用系统将它们统合起来，就变成SHEIN链工厂，SHEIN自己有中心工厂，这些工厂有设计版房，有各类配套，链工厂只负责生产。”文丹枫说。
谢海龙向记者举例说明，一家合规的50人的工厂，必须要为工人缴纳社保，并依法纳税。此外，工厂还需要配备厂长、人力、机修等管理人员。也就是说，50个人里，就有6个管理人员，工人跟管理人员的比例是8:1。“而在一些更接近作坊的小工厂，工人跟管理人员的比例可能是50:1，老板承担一切角色，他的生产动力最强。微利的小订单，对中大型工厂来说，根本无利可图。”谢海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小作坊的20个工人，很可能个个都是全能冠军。从裁剪到制作，从做领子到做袖子，他全都擅长。他们是非常资深的技术专家，只是没有文凭，没有考证，他们聚集在城中村，也只有这样的生态，才能把成本做到极致。这样的工人，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在自由市场，只要有订单，他们马上能给你组成一个8人到10人的小团队，连工具都能配齐。外界常常无法理解这一点。”文丹枫告诉记者。
“SHEIN救了广州周边的家庭作坊。”在文丹枫和谢海龙看来，在成本愈加高企的大环境里，SHEIN为这类小工厂提供了生存空间，也为从来都买不起数字化设备的小工厂，提供了数字化的可能性。
而较少被外界提及的，还有被SHEIN发掘并迅速放大价值的数码印花技术。
“SHEIN突破了过去使用棉麻面料的传统，优先化纤面料。但化纤最大的麻烦，是颜色单调。而SHEIN对数码印花技术的重新发现，就使得化纤面料一样可以多姿多彩，这个突破就让它有能力把成本降到5美元到10美元之间 ，你如果用棉麻这样来做，就会赔死。从款式数量上，平台每天要有1万款，实际投放市场的可能只有3000 款，那么这1万款的选项，你就只能靠改变数码印花的花色来实现。”文丹枫分析。
在文丹枫看来，SHEIN对广东服装纺织产业带的最大贡献，是催动了广州周边的快时尚产业。SHEIN将原本就齐备的广东服装产业链逼出了新速度。这样的生产效率意味着，这个新生的产业集群有能力吞下未来所有的快时尚订单需求。
随着巨头的影响日渐深远，隐忧开始浮现，多名受访者向记者提起普宁内衣产业带的经历。“普宁一度成为拼多多的主要内衣产地，为了匹配平台，当地工厂几乎将生产线都改动了一遍，以匹配平台贴地飞行的价格。但后来平台将主产地转移，普宁想再提质增效，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SHEIN想要在普宁招募供应商，当地工厂就非常担忧问题重演。”陈韶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一些供应商对此已经有了自己的应对方案。比如，叶志斌和胡合斌都同时拥有多家工厂，将为SHEIN供货的生产线与服务其他客户的生产线分离，互不干扰，也充分保证履约。
低价不可持续，这是所有受访对象的共识。要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为自己寻找出路，制造商们给出的答案并不陌生：原创设计、面料和制造设备的研发创新、人才培养、对新模式和新渠道的持续探索。
“你看，香港那些百年服装企业无法在香港生产任何产品，但它们依然活得好好的，甚至做到百亿销售额。不用担心产业的必然转移，要保证行业上游的企业跟得上技术进步。行业萎缩也许不可避免，但不会消失。”谢海龙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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