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全球对中国的期待是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稳定，加强汇率政策沟通和透明度;中国则希望美国不要太快收紧货币政策，此外也希望全球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并形成全球储备货币的网络。”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将于2016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7日在上海举行。在全球股市和汇市高频波动、经济增长乏力、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格局下，本次会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么，G20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究竟会谈些什么?

“当前盛传的‘新广场协议’可能性不大，G20成员可能不会达成政府间协议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彭博经济学家欧乐鹰表示，“我并不认为中国央行希望看到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贬值，维稳是当前的核心要义。”

外界认为，本次G20会议仍将侧重增长和结构性改革。除了官方会议，2016年2月25日至2016年2月26日也将举行IIF(国际金融协会)G20会议、“多边开发银行与G20发展议程”T20上海会议。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便表示，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正常区间，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G20机制诞生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关键时刻，当前世界已经确认G20机制是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G20国家就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管理等各个重要的经济、金融议题进行讨论。

汇率问题再度抢镜

2015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产油国的货币遭遇滑铁卢式的下跌。就在刚刚过去的中国春节，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中国“缺席”的集体大震荡，除了汇市以外，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也是“哀鸿遍野”。

据报道，在2016年2月第四周的上海G20会议上，各国官员将会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包括如何协调现有资源，如单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地区紧急融资协议、央行互换额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如何抵御经济危机。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G10外汇策略负责人瓦伦丁(Valentin Marinov)及其团队近日撰文称，2016年2月第四周最重要的会议——G20上海会议可能成为G10(十国集团)外汇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G20将可能致力于协调央行之间分化的货币政策、抑制全球货币出现竞争性贬值，并强调通过财政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这些都将刺激市场的风险偏好情绪。”瓦伦丁说。

有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由于美国不愿意对自身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约束，促使外围国家货币升值就成为重要工具，还把主要目光盯上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民币。

甚至有华尔街机构提出“新广场协议”，理由主要是——随着外汇储备的消耗和持续的资本外流，中方允许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导致美元暴涨，从而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因此G20会议需要进行汇率协调，例如促使人民币重新升值、美元贬值。

不过，近日有报道称，中国财长楼继伟2016年2月1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回答G20成员是否会达成政府间协议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提问时指出：“那不过是媒体的想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提议。”

对此，欧乐鹰也表示认同。他表示，“新广场协议”不会以及不需要达成的理由主要有四条。

首先，在“811人民币汇改”以及央行在2015年12月引入新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后，人民币已经出现贬值，“纠偏”基本完成。当前，中国央行可能并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或贬值。

第二，“广场协议”当年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全球利益基本一致。然而，当前日本和欧洲央行希望日元和欧元走贬，这意味着美元和人民币需要更强。“很显然，美国并不希望再看到更强势的美元，中国希望的是人民币稳定但并非大幅升值。因此，当利益不一致时，很难达成共识。”欧乐鹰说到。

更为关键的是，该协议诞生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球外汇市场体量较小，因此各国央行联合干预的可行性和效果更为突出。

最后，欧乐鹰也称，尽管当前全球市场波动不断，但实体经济增长并未大幅放缓，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失业率都有所下行，该协议的必要性不大。

“如果全球没有重大的冲击出现，且各国能够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结构改革，预计2016年全球增速为3.4%，好于2015年，2017年也将进一步增长。”IMF副总裁朱民表示。

共促增长才是关键

其实，汇率问题从来都是市场的焦点，因为见效快、周期短，所以容易抢镜。但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重要平台，G20会议需要关心更为根本、深层次的问题——提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推动结构性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速并未出现显著提升，各国也始终不愿直面能真正推动经济复苏的结构性改革。同时，美欧日央行无一不是靠货币放水度日，长期的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环境，鼓励了过度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当前，无奈的欧洲和日本央行又相继实行负利率。

“在我看来，实行负利率是绝望的产物，由于QE和制定通胀目标都无法实现理想的结果。”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称。可见，若不及时改革，当泡沫重归基本面时，并不排除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可能性。

针对这一症结，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将于2016年2月26日8：30至2016年2月26日12：30举行，整整四个小时的研讨足见结构性改革受到的重视。

根据IMF报告，2000年的“大稳健”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的贡献略有上升，资本明显上升，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则明显下降。

“无论如何经济都必须增长，而当我们不能达到强劲增长的时候，可持续地恢复经济增长也成为G20的一个不变的议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

对于中国而言，调结构无疑是要贯彻“供给侧改革”，并从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向内需和消费驱动模式转型;对欧美而言，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扩大财政支出也刻不容缓;就日本而言，“要持续对投资降低税赋，鼓励借贷投资意愿，直至经济阴霾永远消散，”辜朝明称，“其实日本在2014财年已经实行了此项措施，只不过随之征收的消费税再度将经济打入了萧条。”（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自科技世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