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印祥:创新药进入复苏期,看好“难成药靶点”的竞争|36氪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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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7 16:10
36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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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香赟

  编辑|海若镜

  2023年,无论是资本还是产业层面,国内创新药行业都在历经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局。投融资放缓一方面加剧了行业各细分赛道的竞争;另一方面,创新药企业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而出海的策略,又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化之路。

  经历了这些变化,2024年国内创新药行业的走向如何?BD出海成势将为创新药市场带来哪些改变?

  带着这些问题,36氪近日专访了加科思(01167.HK)董事长兼CEO王印祥。从2003年回国首次创业,成功开发中国首款小分子靶向抗癌药物“埃克替尼”,到2015年创办加科思药业,专注难成药靶点开发,王印祥完整经历了过去20年中国新药研发从零到一的周期发展。

  站在更长远的视角,王印祥认为,“资本寒冬”是一个不断反复的正常现象。经历了过去两年的低潮期,同质化洗牌结束,优质项目得以保留;创新品种BD出海的数量将保持增长态势,难成药靶点的概念验证案例也会不断出现。

  新的一年,创新药行业“可能会迎来复苏期”,是一个“寒冬转暖”的过程。

BD热仍将持续,利好早期创新项目

  license in向license out的切换,是过去一年中国创新药发展模式的最大主题,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正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企业BD出海交易数量达71起,披露资金在400亿美元以上,交易规模同比增长近50%。

  当前,BD出海被视为一种企业的“并行手段”,用以补充现金流、维持重要管线开发。从数据上看,大型MNC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授权的首选。36氪了解到,这不仅是因为MNC具备更成熟、更科学的评估体系,在现阶段出海成为中国创新药企业必须具备的能力的情况下,一单和MNC达成的BD授权,也成为一些初创企业能否顺利开展下一轮融资的关键。

  尽管如此,一部分相对“微小”的力量,也在逐渐进入中国创新药企业的视野。王印祥提到,其实当前,国内二级市场投资者对早期项目的认可度并不算高;相反,一些更关注“科学突破”的中小型体量的欧美Biotech,因为自身不具备购买后期项目的能力,反倒会乐意在中国寻找价格合适、且足够创新的管线做孵化。2023年疫情结束后,加科思也“接待了很多来公司考察的中小型欧美Biotech”。

  相较于和MNC“谈生意”,这些中小型Biotech的决策过程更加灵活。尤其是在早期项目的引进上,MNC的决策链非常复杂,往往是BD部门给出信息后,要经历研发、市场等多部门的评估,“跨度很长”。但放在中小型Biotech来说,可能直接就由CEO决定。

  数量和金额之外,王印祥提到,当前国内整体出海现象和过去最大的区别在于,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趋势。过去,国内BD授权或商业化出海产品大多集中在同一靶点上,比如2021年左右的PD-1和去年的ADC。但在未来,随着中国Biotech覆盖的研究领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

  此外,谈及管线对外授权是否会影响到企业后续的投资价值问题,王印祥认为,其实“被授权出去的权益本身也是企业自己无法消化的”:“大部分的交易不是一次性卖出,只要没有被退货,未来就可能收获持续的里程碑付款,若上市还会有销售分成,这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2020年之前,行业内“符合国际标准的出海交易非常少”,尽管过去两年开始不乏有成功的“借船出海”案例出现,但国内药企的出海能力仍有待提高。对于现阶段的国内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和海外企业开展BD交易把全球市场做起来”。

难成药靶点“概念验证”将更多体现,努力将肿瘤变为慢性病

  据NMPA数据,2023年中国新批上市创新药66款,再创近年来新高。抗感染、自免、血液疾病等领域的新药获批数量虽也在增加,但抗肿瘤新药占比近40%,具有绝对优势。

  在“癌症热”仍然持续的现阶段,2024年,产品研发的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王印祥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难成药靶点的概念验证”上。这是因为伴随着创新药生态的成熟,难成药靶点的开发也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创新药企与海外企业同台竞争的关键。“比如当前大家关注的泛KRAS抑制剂,也许今年还不会有药物获批上市,但可能会有更多临床阶段的数据跑出来。我认为,今年的ASCO、ESMO等国际会议上,应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数据披露。”

  从更多其他的疾病领域的角度,王印祥也给出了自己看好难成药靶点的理由。他认为,肿瘤和免疫类疾病仍然是最热门的研发领域,不仅在于临床需求,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的深入程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坦率讲,过去一段时间ADC药物研发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几年行业在基础的科学研究上没有突破,是制药公司从市场角度去考虑的、短线的权宜之计。因为经历工程学改造后,ADC的成药概率非常高,这也决定了这类对外授权热潮只是暂时的,不会长期持续。”

  相反,创新药研发周期虽动辄以十年为计,但一旦找到疾病原理在科学上的突破口,也就会不断有企业跟随,尝试在这一路径上“做一些新的东西”,相关改进产品层出不穷,市场随之被打开。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糖尿病/肥胖适应症对应的GLP-1靶点:2023年,司美格鲁肽的火爆,也再度点燃资本对多肽赛道的热情,整个产业链从上游的固相合成试剂、到中游的多肽原料药生产、CDMO,以及下游的产品开发,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对外授权上,阿斯利康和诚益达成的口服小分子GLP-1药物授权合作总价超过了18亿美元,首付款接近2亿美元。

  此外,谈及最有可能接棒GLP-1成为“科学带动市场”的产品种类,王印祥提到了阿尔兹海默症领域针对β-淀粉样蛋白(Aβ)斑块的研究,以及无成瘾性非阿片类阵痛药物Nav1.8抑制剂取得的相关临床进展等,都是近期被受行业关注的研究进展。

  从加科思在这方面布局的管线来看,SHP2、KRASmulti、P53等项目的研发进展均处于全球前三。公司近期披露的数据显示,自主研发的SHP2抑制剂JAB-3312与KRAS G12C抑制剂戈来雷塞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在国内获批三期临床试验,由此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三期临床的SHP2抑制剂。

  2023年,加科思在ESMO上公布的数据曾显示,JAB-3312与戈来雷塞联用剂量组中,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86.7%和100%,数据优于标准疗法。“这次三期临床的获批,也标志着SHP2抑制剂距离正式上市更进一步。”

  王印祥认为,回溯过往数十年全球医药领域发展就能理解,资本“寒冬”和“春天”的反复是正常现象,“永远存在”。但人类对健康的长期追求永远存在,从这个角度,国内创新药企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他以肿瘤患者生存期举例解释,当前,国内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期只有43%,按照《健康中国行动》规划,这一数字在2030年时将达46.6%。但和欧美国家的70%左右的比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未来,当我们用10年或20年作为癌症生存率的衡量标准时,它可能就不再是不治之症,而是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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